李仁模（朝鲜战争期间任朝鲜人民军随军记者，在韩国坐牢34年，1993年回到朝鲜）：

    “我们为反对李承晚卖国匪帮发动的内战而进行的战争，是争取祖国的统一独立和自由与民主的正义战争。”
    金日成将军说的这句话，不用说战争时期，就是我一生也确信无疑，成了我的信条。
    ……
    北朝鲜人民看穿了李承晚匪帮的真面目，这不是通过某种宣传，而是通过随时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伪军的侵略行为认识到的。仅在1949年1月到9月期间，南朝鲜伪军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次数就达432次，共有5万多伪军，给13个郡45个面136个里带来了损失。如果没有共和国警备队的反击，南朝鲜伪军推进到鸭绿江和豆满江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再强调一下，战争早在1949年就开始了，1950年6月25日不过是人民军和警备队转入反攻的日子罢了。发动战争的祸首，应该从这种角度甄别出来。
    6·25的枪炮声，是我们积蓄已久的愤怒的爆发，是对那些企图带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那种黑暗时代的敌人，对那些企图掠夺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工厂、我们国家的敌人，对那些企图夺去幸福的“黄金时代”而把奴隶生活强加给我们的敌人的未曾有过的愤怒的爆发。就是这一愤怒，化为可怕的力量，仅在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就几乎解放了南朝鲜全境，创造了如同电光石火般的史无前例的进攻速度。

    [摘自《信念与我的一生》，李仁模著，朝鲜外文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

朴正熙（韩国前总统）：

    ……在一个国际和平组织的旗帜之下，为了打败非法的侵略军而展开了联合军事行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就统一国家而言，接着进行的战争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生命的巨大损失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如果当时不建立一条联合防线来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发动的侵略，我们确信，共产主义扩张势力将会对另一个热爱和平的联合国成员发动侵略，甚至会更肆无忌惮地扰乱世界和平。联合国成员的奉献是坚定和勇敢的，为了保卫这个国家和对抗共产主义的侵略，他们向韩国提供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那些为了维护我们的自由而同北韩和红色中国的侵略军作战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将永远不会被忘记。那些在“血岭”（Ridge of Blood）上，在“铁三角”，在临津江战役中流血的人们是我们民族的恩人。他们在韩战中战斗并不是为了要钱或者要土地，或者统治我们的人民（如同在以前可能会发生的那样），他们为和平与自由而参加了战争。
    参加韩国战争的联合国成员维护了韩国的独立，并改善了它的国际地位，这是很有意义的……

    [摘自《我们国家的道路》，朴正熙著，陈琦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青石（中国学者）：

    毛泽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朝鲜战争，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他本来想首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寻找适当时机协助金日成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武装进攻南朝鲜，既需要通盘考虑，也需要合适的机会。而且，他始终认为，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朝鲜人民军，实际上还很少经受真正的全过程的战争考验，因而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熟起来，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统一朝鲜的速决战，更不可能对付可能直接参战的优势的美国军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有所怀疑。只是，斯大林的支持使他失去了反对的可能。到9月中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轻而易举地围歼了人民军进攻部队，毛泽东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了。但越如此也就越遗憾。所以，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埋怨斯大林。他肯定地说：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但毛泽东心里想的多半是，如果当初斯大林不是盲目地支持在朝鲜采取行动，那么不仅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而且也不会使台湾问题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也用不了付出在朝鲜战争中那么大的代价，就能够解放台湾了。

    [《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作者青石，《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

沈志华（中国学者）：

    从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避免参与朝鲜冲突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决出兵援助朝鲜。苏联政策的基点在于实现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战略，不失时机地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范围，但在苏联本身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则力求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政策的基点在于保证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摘自《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对中国和俄国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作者沈志华，《新华文摘》1997年第4期]

约翰·托兰(美国作家):

    自这场流血冲突结束以来,把这场冲突作为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的描述无以计数。400万生灵命归黄泉，南北朝鲜之间的分界线仍一如3年前，只是某些地方略有变更，54246名美国军人白白地送掉了性命。
    毫无疑问，杜鲁门政府和美国军方领导都犯了许多错误。诚然战场指挥官们赢得了许多战术上的胜利，但战略上的失败主要是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造成的。
    ……
    描写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著述也很多。李承晚及其政府无疑是得救了；蒋介石也得到了差不多同样的好处；战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拿下台湾的计划成为泡影；日本虽然没有积极参战，但它是另一个胜利者。作为美军和联合国军其它军队的服务、供应和娱乐基地，朝经济复兴迈了一大步。
    ……
    尽管美国公众从来就不喜欢这场战争，但战争大大刺激了国家的经济，使美国的繁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场战争使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膨胀，没有美国的介入，战后任何问题的持久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创造出了一个泛美组织，由于有强大而变化无常地武断的美国，该组织成为一个世界将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勉勉强强的巨人。
    ……
    在会见了许多英美战俘及中国官员和历史学家后，我难以相信美国进行了生物战，反过来说，中国领导层并不一定真地认为他们是生物战的受害者。
    ……
    这场朝鲜战争值得打吗？对于参战双方的高、中、低各阶层人民来说，它都是一场残酷的、愚蠢的、错误的、判断失误的、种族歧视的、带有偏见的和凶暴的战争。只有各个层次上大量具有人性的事例——战场上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对敌人个人的仁慈和同情——才使有关战争的著述持久不衰。
    ……
    在写了7部有关20世纪的战争的历史著作之后，我得出了许多结论。历史不会重演，不断重演的却正是人类的本性。我们经常是从现在更多地了解过去，而不是相反。我还发现，一个卑鄙小人偶尔也能讲实话，而一个达官贵人偶尔也会撒谎；历史经常创造人，而人并非经常创造历史；历史的进程无法预言。最后，战争史永远不会是确定的。

    ［摘自《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约翰·托兰著，孟庆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